可法再一逼，部队又哗变了，幸亏将领李忠和见多识广，将哗变的士兵镇住，才没有酿出更大的祸端。但沿河一带的四百余间草棚，被哗变的士兵焚烧殆尽。

监军五年，史可法不仅吃尽了苦头，更差不多死了四回以上。崇祯十二年四月，真正死去的是史可法的父亲。史可法是有名的孝子，父亲去世，史可法悲痛难当，痛哭数日水浆不进，手下的人好劝歹劝，史可法才勉强喝了一碗粥，这也是保住身体好为国分忧啊！按照明制，史可法应该回家“丁忧”守孝三年，考虑眼下情况紧急，朝廷准备按惯例让其“夺情”，也就是不执行“丁忧”规定，继续正常工作。但史可法坚决不同意，辞官回家“丁忧”三年。

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六月，史可法擢升户部侍郎，总督漕运。在这个以文职为主的岗位上，史可法如鱼得水，勤奋而敬业。内忧外患突出，战事频仍的明季，漕运不仅是一项经济工作，更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。回到老本行，史可法不再是灰头土脸的官员形象，而是政绩斐然，并受到崇祯帝的器重。看到史可法办事得力，崇祯帝在想，要是剿寇的人都像他这样多好，哪还有许多窝心事！于是，崇祯帝准备让史可法去当凤阳总督。但御史刘达建议说：人有所长，史可法治理漕运是把好手，换到别的岗位不一定合适。

直到崇祯十六年（1643年）七月，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被罢，史可法才改任新职——接任南京兵部尚书。正是在这个任上，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他的头上……

二、书生意气

明朝自永乐朝开始实行“两京”制度，留都南京的衙门虽与首都北京相似，但权力与范围却与北京天差地别。和平年代的北京官员转任南京，通常是解决职级待遇问题，或是带有贬抑的意味，“二线干部”的色彩很浓。但史可法到南京任职，显然属于升官，因为南京兵部尚书毕竟也是尚书。

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十九日，李自成攻陷北京，南京衙门的地位骤然上升，匡扶社稷的重任自然落到南京官员头上。北京连兵部都没有了，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，自然由此而显得举足轻重，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。

作为兵部尚书，史可法的信息相当滞后。四月初一，崇祯帝的后事都处理完了，史可法得到的信息还是李自成逼近京师，准备率师北上勤王。直到十四日，史可法才从南下的官员那里确认崇祯帝已殉社稷。他悲痛欲绝，以头抢地，甚至准备自尽以表明对朝廷的忠贞。

王朝的生死关头，史可法的抉择同样是进退维谷——崇祯帝自杀，王朝群龙无首，又面临清军与民军的双重打击。迅速谋立新君，做出有效的应对，才能避免王朝树倒猢狲散。南京官员在谋立新君问题上非常敏感，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，史可法表现出的手足无措，直接导致他在弘光朝陷于政治困境。

崇祯帝朱由检身死，三皇子均未逃出，继位者只能是各地的藩王。以血缘关系讲，崇祯帝的祖父明神宗的直系子孙福王朱由崧、惠王朱常润、桂王朱常灜最有资格当选。但桂、惠二王均在广西，距南京太远，且均比崇祯帝高一辈，不如福王以兄弟关系继统更为妥当。除此之外，神宗的侄儿——潞王朱常淓，也因避乱逃到淮安，拥立新君，他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。

恰在这时，福王朱由崧从封地洛阳逃到了江南，新君人选也由此变得明朗起来。

朱由崧（1607-1646），明神宗朱翊钧之孙，福王朱常洵之子，崇祯帝朱由检堂兄，崇祯十六年（1643年）袭封福王，封地洛阳。李自成攻占洛阳，老福王朱常洵身材过于肥硕，众人帮助都上不了墙头，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世子朱由崧身轻如燕，成功翻墙，尽管颜面尽失，流落江淮，形同乞丐。对鸡飞狗跳过日子的朱由崧来说，天子这顶帽子，本来是有机会顺理成章地戴在他头上的——他爷爷谋划了多年，一心想将他老爸扶成太子，结果被东林党给整灭了。现在，应该“物归原主”。

崇祯十七年四月，南京诸勋贵大臣议立新君。无论就近救急，还是按伦序，排在队伍前面的，都是朱由崧。可是，由于牵涉到党祸问题，他又差点儿没有当成。东林党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，重翻旧案，东林党人将再次受到打击，因此一致反对立其为新君，主张拥立潞王。

东林党以张慎言、吕大器、钱谦益等为首。张慎言时任南京吏部尚书，他以曾举荐赵南星而在党内地位显赫。吕大器时任南京兵部右侍郎，钱谦益则是在野的党首。诸人认为朱由崧有“贪、淫、酗酒、不孝、虐下、不读书、干预有司”之“七不可”，从而主张“立贤”。

“贤者”，即潞王朱常淓，明神宗朱翊钧之侄。清军入关，朱常淓随军南渡长江，寓居杭州。后来清军兵临杭州，朱常淓投降，“兵入杭，市不易肆”——天翻地覆，老百姓还照样上街打酱油，几乎就是和平演变。导演出这一幕的朱常淓，似乎不是一般的“贤”。

究竟是立朱由崧还是立朱常淓，作为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，这时的态度举足轻重。张慎言等致书史可法，以“七不可”